虽然他们头脑中已经装了“西学”

这种新酒，但是瓶子还是旧瓶。

他们推行的是新法，但推行的方式完全是“旧式”

的。

传统的教育方式，使他们形成了一元、单向、线性的思维方式。

在他们心目中，世界是由先天的“道”

决定的，这个“道”

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

他们都相信为人行政，最根本的就是高屋建瓴地掌握这个“道”

，然后从头到尾地浇灌下去。

在西方列强闯入中国之前，他们头脑中的“道”

当然就是“孔孟之道”

。

而甲午战争之后，“西法”

就成了他们头脑中新的“道”

。

在传统教育的影响下，他们都习惯于用宏大的纲领或思想代替改革中复杂而具体的问题，以一种神话代替另一种神话。

既然有了新“道”

，那么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用这个“道”

去处理一切事物，那么就会“万事无不理，天下无不定”

。

传统的教育没有给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的头脑中建立“世俗理性”

，而是灌注了类似宗教性的热情。

他们坚信一旦真理之光普照大地，则万惑可消，万难可解。

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策略，什么叫迂回，什么叫复杂。

在他们眼里，世界就是如同圣人揭示的那样，小葱拌豆腐似的，一清二白。

他们不理解事物的复杂性。

他们天真地相信，可以把所有陈旧的、落后的、过时的、腐朽的东西留在时间门槛的那一边，可以在一张白纸上，从头开始描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在行动时，他们不习惯于采取步步为营、突破一点、逐步深入的渐进方式，而是习惯于提出庞大的纲领或计划，企图利用他们设想的模式和定律“一揽子”

改造社会。

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改革方式是“大变”

、“快变”

、“全变”

。

十八

光绪皇帝极端化的行为特征其实正和中国历史节律息息相通。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一治一乱的两极中循环：王朝初兴，开国皇帝极端振作，废寝忘食，天下大治；不过数十年，统治者的意志又会极端懈怠，一切陷入因循废弛；不久天下大乱，从头再来。

在一元化的“道”

文化观控制下，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缺乏弹性，总是在两极间震荡。

我们永远在追求一种“一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