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发掘打捞“长江口二号”

的辉煌过往，匡有为对王逸少、郭超仁的建议很是认同。

然而，邹敏却提出了异议。

她认为，“长江口四号”

更适用于“围堰发掘”

的方式，简单说，就是先把沉船围起来，然后抽干围堰里的积水，对沉船船体进行发掘和研究。

这相当于是，把“水下考古”

变为“陆地发掘”

。

见王逸少沉吟不语，显然并不认可，邹敏便细细解释一番。

一则，“长江口四号”

为苍山船，船体不大，若使用“整体打捞法”

，必须为之设计专属的打捞船、沉箱、弧形梁，造价太高；二则，“长江口四号”

在近江水域，且埋得不算深，采用“围堰发掘”

的方式，可行且较为经济；三则，采用“围堰发掘”

方式，可以关联到崇明岛的水文环境，比较方便进行“实验室考古”

，对后续展开考古、科研工作颇有益处。

会场诸人讨论之后，觉得王逸少、邹敏所说都有些道理。

如果不考虑成本投入，“整体打捞”

方案，有利于科研团队对“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

技术，进行进一步优化和提升。

如果采用“围堰发掘”

方案，最大的意义，是能借此进行“实验室考古”

，这与当下考古行业的新趋势、新重点相吻合。

说到“实验室考古”

，匡有为感慨颇多：“是啊，你们看，三星堆遗址的保护和研究，就已经在采用‘实验室考古’的思想和方法了。”

“实验室考古”

的概念，相对来说比较新颖。

对此，官方的定义是，“指考古专家与文物保护专家相互协作，运用多种科技手段在室内开展古代文化遗存的发掘清理，根据相关检测分析结果及时实施文物保护，通过对相关遗迹遗物的现场观察、分析、实验，探索古代人类活动及科学技术等问题的考古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