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掩伤口所引起的最后的全身败坏，我们是目睹过的。

二二八的流血事件被国民党遮盖了四十年。

四十年中，家破人亡的痛苦无处申诉，流亡海外的委屈无法纾解，仇恨因为掩藏而更加深化;四十年后，国民党固然因而失去了政权，人民也被一种积累的苦大仇深所撕裂、所折磨。

「六四」敞开的伤口已经被掩盖了十五年;是抢时间尽快把盖子打开，让它在温柔中愈合?还是继续掩盖，让它在缄默中溃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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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二○○四年六月四日，晚上八点，我会去维多利亚花园点亮一盏蜡烛，追思「六四」的亡魂，带着我十五岁的孩子。

在我胎中时，他曾经陪我走过三个广场，看人们用肺腑的力量在呼喊，不同的语言──德语、俄语、汉语，却发出一样的声音：「民主自由!」而如果孩子说，「母亲，我有自由啊，『六四』和我没什么关系」，我想我会这样告诉他：

孩子，你是否想过，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为在你之前，有人抗议过、奋斗过、争取过、牺牲过。

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不幸与你无关，那么有一天不幸发生在你身上时，也没有人会在意。

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承担的社会，否则，我们都会在危险中、恐惧中苟活。

对于那些死难的人，我们已经惭愧地苟活;对于那些在各个角落里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权力粗暴、创造心灵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觉得彻底地谦卑。

为了你，孩子，不会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踪，我不得不尽一切的努力，防止国家变成杀人机器，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告诉我，谁，不是「天安门母亲」?

民主大道四公里‐‐为香港人喝采

⊙龙应台

从湾仔到中环

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在香港气候史上据说是一百二十年来最热的一个七月一日。

三十五度的高温，加上挥发不去的热带湿气，使得这一天的香港像一个没有排气孔的红火腾腾大蒸笼。

人在街上走着，棉衫湿搭搭黏在身上，汗水咸咸流进眼睛，毛发在蒸发冒气，额头发昏，两颊发烫。

人们是有备而来的：白色上衣，短裤，球鞋，颈间一条毛巾擦汗，背上一个背包装水。

做父亲的把孩子扛在肩上，做母亲的推着婴儿车。

最多的，是三十岁上下的男子，脸庞还有年轻人线条分明的棱角，眼里却透着一种笃定和安静。

香港人的平均年龄是三十七岁，一眼望去，彷佛最典型、最能代表这个岛城的香港人在同一个时刻全走出了家门，走到了街上，让你看见。

人潮像一条坦坦荡荡的大河，像一湾沉沉郁郁的火山岩浆，缓缓流动。

走了三公里，到了金钟，道旁景观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