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有着深重的祖先崇拜情结的国家，所以历史传承往往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方面。

历朝历代，朝廷都通过控制历史书写来形成政权合法性的叙事。

毛泽东一方面强化马列主义这外来政权理论的合法性，一方面也将政权合法性追溯到盗跖、陈胜、吴广等中国历史上的暴力造反派身上去。

毛泽东时代，完成了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为主线的中国历史的重新叙述。

今天还在流行的范文澜和翦伯赞等留下的中国通史，都是暴力革命者书写的通史。

阶级仇、民族恨，国内反阶级压迫，国外反民族压迫。

阶级斗争不是请客吃饭，而是抢夺政权的暴力革命，是你死我活的血腥斗争，没有妥协的余地。

在暴力史观下，和平阶段只是为下一次战争做准备的阶段，和平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

合约，只是暂时的停战，不是战争的结束。

法律程序，不过是强者意志和利益的一种伪装形式，谈不上什么道德上的正当性。

中国道家说﹕「虚无为本，因循为用。

」把约束自己框框套套虚无掉，与时俱进，顺势而为。

中国禅宗说﹕「世外人法无定法，方知非法法也。

」毛泽东开心地说自己是「无法无天」。

不讲人间之法，才符合真正的天道大法。

法律是战胜者的工具，历史拼的是诡诈与暴力。

直到今天，我们的法律教科书也还在强调，法律，只是统治阶级进行暴力统治的工具。

在这样的暴力史观下，袁伟时「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是可笑的甚至是可疑的。

「程序正义优先」，不就是等于西方列强的强权和利益优先吗﹖袁伟时被一些人骂成汉奸卖国贼，也是自然的。

当年，李鸿章这类人不也饱受咒骂吗﹖

改革以来，在对外关系上，执政集团采取的是一种追求经济增长的务实的、温和的、理性的政策，竭力保持了一个和平的外交环境。

但同时，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继续牢固地保持着恐外仇外、暴力专政的暴力革命精神遗产。

僧格林沁战胜李鸿章

改革二十多年，中国在经济乃至文化上已融入了全球世界，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政权的灵魂硬核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少触动，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仍抱有一种宗教般的迷信，对暴力优势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仍有一种割舍不下的恋情，这在军队、警察和意识形态部门尤为如此。

袁伟时的文章，也许会被过敏的当政者视为对革命合法性的颠覆，从而是对现政权合法性的颠覆，也许正因为一些当政者这样想问题，才出现了《冰点》事件。

《冰点》因袁伟时的文章而被停刊，揭示出一个真相﹕执政集团内部同时兼有李鸿章和义和团的内涵，外用李鸿章，内为义和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