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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为了我考中学，爸爸把全家搬回了上海。

这是一个大动作，意义远远超过我考中学，这一点爸爸心里清楚。

但他是一个低调而又胆小的人，什么都不会往大里说。

他不是一个创业型的人物，但他不能让十九世纪后半期余、朱两家先辈无畏的上海之旅，因自己的无能而中断。

这中间，朱家订婚时对他的信任，更使他别无选择。

我比全家先到上海，爸爸想让我集中一段时间温课备考。

他在江宁路、海防路口找到一所住房，准备今后全家住，当时正由几个木匠师傅在装修。

爸爸完全不知道我在乡下时天天给乡亲记工、写信，根本没有时间温习功课，早就养成了直接面对任何一次考试的习惯，而且每次都考得很好。

我把这个习惯告诉爸爸。

“你在乡下天天给人家记工、写信？从来不做作业不温课？”

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五雷轰顶。

从前他回乡探亲，只见妈妈在做这些事。

近两年都是家人轮番来上海，他一直没回去，所以不知道事情的发展。

“你妈也真是！”

他有点发火。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不会讲一句乡下方言，每次回乡探亲的时间很短，又一直准备着把家搬回上海，因此在很多问题上有强烈的“上海优越论”

。

他不知道，正是在这一点上，连他小小的儿子也无法沟通了。

他既然把儿子“寄存”

在乡下，那么儿子不是物品，已把生命与那片土地连在了一起。

2

这小楼有一个阳台，我趴在那里看着上海的街道景象。

后来，怕爸爸在路上看到，就回到屋里看木匠师傅干活。

只有听到爸爸上楼的脚步声，才把目光回到书本。

这天脚步声很杂，一看，是姨妈和益胜哥来了，爸爸陪着。

姨妈还是那么漂亮，一手搭在我的肩上，满眼含笑地把我上下打量了一下，然后打开手提包，取出两支用厚毛巾包着的雪糕，给我一支，给益胜哥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