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这样说:心学在制敌时是兵道，在克己时是儒经?阳明后来成雄靠兵道，成圣靠儒经。

他自我总结是将两者合为一体时才算成功。

这也是他努力要解决朱子将理与心分为二这一关键问题的肯綮之所在。

此一节，也是王学的秘密之所在。

他像历史上任何&ldo;伟人&rdo;一样是个人治主义者，他之前的儒家和法家都强调&ldo;有治人无治法&rdo;，他这个良心万能论者更要标举此道。

读《九变第八》时，他重申了&ldo;有治人无治法&rdo;的主张后，愤世疾俗地说:&ldo;国家诚得于&lso;九变&rso;之将，则于&lso;五利&rso;&lso;五危&rso;之几，何不烛照数计，而又何覆军杀将之足虞乎?&rdo;他是觉得一帮混蛋在误国害民。

我们前面说过，明代民变无一日无之。

用正史的话说即所谓&ldo;明贼忒夥&rdo;，尤使肉食者头疼的是&ldo;边患&rdo;，先是西北后是东北的少数民族不断地攻掠。

&ldo;当时边报甚急，朝廷举将才，莫不惶蘧。

先生念武举之设，仅得搏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

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

&rdo;（《年谱》）他是带着问题来急用先学的。

在具体战役中，还就是良将赢，窳将输;多算胜，少算不胜。

如写过著名的《中山狼传》的马中锡作战不利，下狱论死，连举荐他的大僚也被撤职。

但更致命的是制度，人治的体制本质上要求谁给的官对谁负责，只求上峰满意是其&ldo;自然法&rdo;。

所以形成阳明特别指控的常规现象：

今之用兵者，只为求名避罪一个念头先横胸臆，所以地形在目而不知趋避，敌情我献而不知觉察，若果&lso;进不求名，退不避罪&rso;，单留一片报国丹心，将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又何愁不能&lso;计险扼远近&rso;，而&lso;料敌制胜&rso;乎?（《地形第十》批语）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逻辑:&ldo;只有革命人才能做革命事&rdo;&ldo;血管里流的都是血，水管里流的都是水&rdo;。

这种态度决定论，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一项基本坚持。

林则徐将阳明的&ldo;苟利国家，生死以之&rdo;变成一句激励过近代志士仁人的名言;&ldo;苟利国家生以死&rdo;!

其实，阳明的纸上谈兵是纸上谈&ldo;心&rdo;。

他对孙子的《用间》虽发了议论，但不获谛解，以为&ldo;知此一法，任敌之坚坚完垒，而无不可破，横行直撞，直游刃有余了。

总之，不出&lso;校之以计而索其情&rso;一语。

&rdo;他对孙子的解读结穴于发窍处，用&ldo;校计索情&rdo;一以贯之。

这已漏出心学自大的毛病，他忽略了孙子劝戒慎用间的一贯思想---用间乃死道是相当危险的。

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就是平宸豪是派学生冀元亨去当间谍，不但身死而且蒙受不白之冤，被&ldo;国家&rdo;当成叛党，不能享受烈士待遇。

更有人因冀元亨在宁府，而说阳明先是串通宁王的，见事难成才反而起兵攻讨之。

阳明为给元亨辩冤，呼号数年，上疏:宁肯我不要任何封赠，也必须给元亨平反。

阳明不算不仁，元亨不算不智，具备用间的条件，但毫无功效却悲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