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既然从阳明洞复出，就暂时不会骑鹿入蓬岛。

那种想法可以随时有，但真要去做，去知行合一，还需要另外的条件。

明制规定乡试开场日期是八月初九，十五日第三场，几天之后放牌。

阳明又去登了泰山，观了东海，忽而与天地交融心骛八极，忽而突发悲音。

及至返回京城，已入九月。

就在这个九月，他被调到兵部武选清吏司，还是个主事，从六品。

看来，锋芒毕露的主考工作，显然未能取得让他荣升骤起的声誉，或者可以说在敢于放言的成化弘治年间他的声音还不够惊天动地，他的&ldo;宰相经&rdo;还缺少一炮打响的轰动效应，他提交的方案差不多都是洪永时期的旧制，已在位的宰相们觉得他们已经或正在用&ldo;京察法&rdo;解决名器太滥的问题，曾有一次削革了近千名不称职官员，至于屯田法等等都有洪武爷的成例在。

事实上能够瞅准机会一露峥嵘而得手的往往是依附着某种势力，或者在官场上正好迎合或满足了某种需要。

王阳明这次主考工作所体现的真正的挑战性在于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不满程朱式辞章讲疏的育人方法。

然而也正因为这是放横炮就注定难以加入主流。

他来到兵部武选司上班。

兵部在承天之门的东边，宗人府的后面，一溜面朝西的房子。

兵部的抢眼之处并不在于它掌管着国防，而在于所谓选拔&ldo;武将上马定乾坤&rdo;之事是单纯吏部决定不了的，吏部高于其它五部之处在于它管&ldo;干部&rdo;，其它部的属员，吏部可以直接定，唯兵部的是兵部拿主导性意见。

天下的官吏非文即武，吏部管文官，兵部管武官。

只要能管上&ldo;官&rdo;，这个衙门就&ldo;灵&rdo;。

武选司，是兵部第一司，实权满大的，掌管武官的选升，袭替，功赏之事，相当于兵部中的吏部。

按一般的官场经来说，阳明由刑部调到这里是进了半步。

他修习兵学也算有了个名至实归的安排。

但离王的理想还有可悲的距离。

他的同事和学生黄绾在给王作的《行状》中说他是武库司主事，武库司就是兵部的倒数第一司了，掌管兵器，符勘，尺籍，武学，薪隶等事。

武学一项似乎可以发挥王的特长，但六年才一会举，面对的是已是武职的官员及其子弟，与科举选拔武举武状元不一码事。

不过，王氏自言他是武选司，显然黄绾笔误。

尽管明代的主事是握有实权的司员，比在下面当个知县要名贵些，但王氏志向太大，期望值太高，而他的那些大小上司也的确都比他差远了，而他却须经他们提拨才能进步，从而有所作为。

这是让他很难受又改变不了的&ldo;事实&rdo;。

王有个优点或者说特点，一旦职业与他心头的事业不合辙时，他就不再以职业为意，而集中心思于事业上，这是他与那些除了当官别无所为的混世虫&ldo;官崽&rdo;的根本区别。

山东归来，他感到了培养学生的重要。

根据明治五品以下六年才京察一次（原定十年）的规定他暂时无升迁的可能。

他又不肯白白地等着，不能升官，就做教师罢，反正儒家的&ot;原型&ot;及本行就是老师。

他才34岁，便开门授徒了。

阳明之前，讲学尚未成风，但承宋儒讲学之习，于科举，学校等官学之外，私学授受也小有气候。

如前面提到的吴与弼，娄一斋，娄少年时曾四处求师，就是找这种思想家型的导师，而非科考塾师。

自然，这种私学讲究的是儒门的正经深义，极利于在科考时超常发挥，居官后亦有特色。

开设这种私学的人都是有&ldo;主义&rdo;的，举一个和阳明没有直接关系的例子，以显示风气之一般，从而也可看出阳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

罗伦，即当时学者及《明儒学案》所称之一峰先生。

自幼家贫，打柴放猪时也带着书，挤时间看，成了秀才后，想的不是顺科举再升，而是&ldo;志圣贤学&rdo;，尝说：&ldo;科举非能坏人，人自坏之耳。

&rdo;成化二年，廷试时，对策万余言，直斥时弊，名震京师。

引程正公语:人主一日之间，接贤士大夫之时多，则亲宦官宫妾之时少。

主试者想删去后一句，他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