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直等到1927年，工党才通过选举胜利成为全国最强大的政党而组织政府。

工党政府提出的纲领是很激进的，因而遭到了其他政党的联合反对，并引起了令人惊慌的资本外逃。

政府几乎立即被迫辞职，在随之而来的反应中，自由党人重新上台，农民党人也一度参加执政。

1933年的大选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和失业不断增加的影响下举行的，选举结果使工党在议会中拥有了空前强大的力量（在总共一百五十个议席中占有六十九席）；但直到1935年春他们才再度上台执政。

在以后的几年中，农民党和自由党的力量都有所削弱，而当时的问题已很清楚，它是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抗衡。

然而，从1935年起，除了战时和战后初期的联合政府外，工党事实上一直在执政，并实行了一些重要的社会改革，如失业保险、新工厂法和新学校法等。

挪威工党的观点和纲领本来就较其他西方国家的劳工运动更极端（这无疑主要是由于突如其来的工业化给予挪威这样一个缺乏经验的不发达社会的冲击的结果），何况它又受到了1917年俄国革命的很大影响。

1919年，它甚至脱离了第二（社会党）国际而加入了第三（共产党）国际，但在1923年，这些挪威人由于受不了莫斯科强加于他们的严格纪律而中断了这一关系。

于是共产党人在挪威另组了一个政党。

1938年，工党重新加入第二国际‐‐这是一个重新肯定其社会民主主义（而非共产主义）性质的步骤，但同时也是一个强调其和平主义倾向的步骤。

在德国入侵以前的整个时期中，甚至在德国占领的初期，工党的看法一直不象其他政党那么富于民族主义，它甚至还不断给人灌输一种在面临敌人入侵的情况下不利于民族团结的阶级意识。

但它的这一态度，在1941年9月德国人枪杀工党工作人员v&iddot;汉斯滕和r&iddot;维克斯特伦之后已有了改变；虽然很自然地，工党在社会上比较保守的人们的心目中仍然是相当可疑的。

但是工党的历史和它的性质有利于使它在共产党面前保住自己的阵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能抢先利用共产党的一些法宝。

1930年以前，共产党人在议会中占有过三个席位，但从此以后他们失去了所有议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

大战期间，挪威共产党人所采取的策略显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

在抵抗运动中，他们宁愿单枪匹马，独自抗击德国人，而不是谋求领导和垄断整个抵抗运动。

祖国阵线领导人所策划的行动，是为了使挪威方面尽可能少牺牲生命财产，给敌人则造成尽可能大的损害，而又不致引起可能使无辜者遭殃的报复。

共产党人却有他们自己的搞破坏活动的组织，搞了一些比较轻率的活动，又拒不接受祖国阵线的纪律约束。

因此很自然的一个结果是，同其他各个被占领国家的情况正相反，共产党从来不曾有代表参加过祖国阵线的领导。

共产党人被排斥在外这一点，在他们自己看来是一大恨事，可是事实上倒也有点好处，一则使他们在战后可以表示似乎有理的不满，同时又使他们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不致被一个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却是按宪法行事的工党排挤掉。

第二节解放时的精神面貌和物质生活状况

1945年5月7日晚上，驻挪威德军总司令伯梅将军在广播中宣布德军停火，拥有足足三、四万人的祖国阵线部队接管了全国各处的战略要地。

盟军部队只是在以后才逐渐到达，而且为数有限，始终不超过几千人。

抵抗运动成员表现得极为克制，在这里很容易看出抵抗运动中两个主要人物，即首席法官伯格和主教伯格拉夫的影响，这两人分别代表着挪威国民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的两大势力‐‐法律和宗教。

没有发生不经审讯就草草处决或乘机报私仇等情况，甚至对那些吉斯林分子，也是严格按照挪威法律处理的，没有使用特别法庭或&ldo;人民法庭&rdo;。

的确，在恢复久已废止了的死刑这一问题上（即使是&ldo;清洗&rdo;时期的暂时恢复），伯格拉夫主教和其他许多挪威人士是感到踌躇的。

大约有一万八千名吉斯林党羽被捕，但被控犯有重大罪行可能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的只有五、六十人。

前民族统一党的其余成员（大约有二万人）未遭逮捕，只是自动地丧失了公民权。

可是吉斯林本人是被提交审讯、判罪并于1945年10月枪决的。

在挪威，并没有在清洗吉斯林分子这一问题上发生什么政治或道义上的争论。

挪威之所以有这一特殊的幸运，是由于它的司法机关统统都掌握在那些在抵抗运动中有所表现或在德国集中营中关过一个时候，因而其忠诚已无疑问的人手里。

重要职位上没有重新混进可疑的人。

经济奸细‐‐如那些替德国人承办建筑工程而发了横财的所谓&ldo;营房大王&rdo;之流‐‐则被法院和国内赔偿委员会剥夺了他们的不义之财。

因此，总的说来公众满意地感到正义已得到了伸张。

而且，同其他一些曾被占领的国家很不一样，在挪威并没有那种感觉，认为&ldo;解放&rdo;不仅仅是指摆脱德国人的统治。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抵抗运动在它第一次公开的群众大会上就欣然作出了自行解散的决定。

抵抗运动的成员来自社会所有各个阶层，因此存在着一股很浓厚的社会和谐气氛。

经济方面也有着和谐的气氛，这主要是由于雇主们和恢复了的工会之间能够就增加工资问题迅速达成一项一致同意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