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店是县里的大镇，又是到县城或潢川的必经之地，所以每逢赶集或外出交往，他必来我家。

那时我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两间客房。

他还在我家客房挂了一些字画，我家几乎成了他的半个家。

我上中学时曾因病在家休学大半年，他几乎每周都会来我家住上几天。

他结交的朋友都是中小学毕业、有一定文化的青年人，又大多以关店为活动中心。

逢集时常来我家，母亲总是热情地招待他们。

因此我们经常在家里谈古论今，也对今后的出路和未来交换意见。

那时，我常听他谈三民主义、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还在一起议论如何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

我曾幼稚地提出应该先把农村的坟地分了。

我还从他嘴里听说大城市里有面粉厂、纺织厂。

我们一群青年学生就常常议论应该在县城办工业，开工厂，织洋布。

周次勋一直没有参加工作。

我在县城上小学和在潢川上中学时，他常常来看我。

他家和县里的著名士绅周柱臣家有亲戚关系。

周柱臣的长子周新武很早就参加了革命，解放初期担任上海广播事业局局长，曾介绍周次勋到上海工作了一年。

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被迫返回家乡接受管制。

我学生时代和周次勋关系密切，思想上受他的影响较多。

虽然上小学后，学校也开始讲授一些时事政治，但我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更多、更直接的是来自于他。

他还介绍我认识了很多朋友，大都是农村中受过教育的青年学生。

我们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他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问题，由此引发了我进一步的思考。

第2部分、投笔从戎，考入黄埔

1、考入黄埔

1934年夏，正是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我从七中毕业了。

中学毕业后，我原本想继续上高中、大学，但家里经济困难，供不起。

考师范省钱，可我从心底里又不喜欢教书。

主意未定，我就和同学王清泰一起扒货车来到开封。

我们考虑开封是河南省会，上学或就业的机会多一些。

加上王培英在开封工作，很想听听他的意见，得到他的帮助。

到开封后，就去找王培英。

王培英高中毕业后，投笔从戎，在省保安司令部当书记官。

我放弃私塾改上新学，就是在王培英的帮助下实现的，我们两人一向感情很好。

开封相见，自然分外高兴。

王培英问了问我的学业情况，慨然表态：我考高中，他会全力支持。

于是，我就决定报考全省最好的高中省立一中，全省最好的师范--开封一师和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开办的百泉师范。

我分别到以上三校报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