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廉银的发放让地方官吏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相比之下，京官的俸禄低微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了。

对于这个问题，雍正帝也做了全面的考虑：如果京官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京官仍然会向地方官吏索要，地方官吏也一定会向京官送礼，这样，养廉问题就不会有根本的扭转。

雍正帝顾虑及此，于六年（1728年）下令，给吏、户、兵、刑、工五部尚书、侍郎发双俸，新增的这一份叫&ldo;恩俸&rdo;。

兼管部务的大学士也得双份俸银和禄米。

在京的品级较低的汉族官员，原先每年只领禄米十二石，大多不够家属食用，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令按照汉官俸银数目多寡相应发放禄米，使他们不至花大价钱到市场上购买，后又给他们增加俸银禄米。

这样，京官的困难也基本得到了解决，再没有人对耗羡归公一事评头论足了。

耗羡归公除了用于弥补亏空、发放养廉银之外，还用作地方上的办公费用，这一点在最早实行耗羡归公时就由山西布政使高成龄提出来了。

他说：&ldo;通省遇有不得已之费，即可用耗羡银支应。

&rdo;当时的湖广总督杨宗仁解释说，征收的耗羡一部分用来&ldo;充一切公事之费&rdo;，这样，就把每年的办公费用正式列入了政府计划之中。

雍正帝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并做出了总结：&ldo;将经年费用之款项、衙门事务之繁简，仪定公费，派给养廉，俾公事与私用，咸足取资。

&rdo;意思是把地方政府的办公费也列为耗羡中的重要开支。

由于耗羡银是按地定税的一定比例征收的，而地定税基本上固定不变，耗羡银因此也就相对固定下来。

同时，地方官员的养廉银和地方政府的办公费用因依照实际需要来确定，因此上下浮动不大，一般都比较稳定。

这样一来，地方政府自己的收入以及使用都比较固定，计划的因素加强了，基本上也维持了收支的平衡。

由此可见，核定办公费用的意义并不只在于防止贪污，澄清吏治。

它更大的历史意义在于，从固定办公费用开始，一种数字化的精确的政府管理思维开始萌芽。

较之以往粗放式的政府管理，办公费用固定化是政府在财政管理上的进步，也是对地方行政管理的一大促进。

养廉银制度的实施，对当时社会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首先，养廉银的设置是封建国家和各级官吏在经济斗争中矛盾协调的产物，使用权既收归国家，又适当地照顾了官僚们的经济利益。

其次，养廉银的设置是清朝特有的防止官吏贪污的一种经济手段。

该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使吏治有了好转，对清初因低俸而形成的腐败现象有所遏制。

雍正帝曾说过：&ldo;近观各省吏治，虽未必能彻底澄清，而公然贪赃犯法及侵盗钱粮者，亦觉甚少。

是众人悛改之象，与朕期望之意相符，亦可遂朕宽宥之初心矣。

&rdo;再次，养廉银制度的实施相对地减轻了百姓负担，对整饬吏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有利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有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

取缔规礼，禁收杂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