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的情况最为严重，尽管雍正帝屡屡下旨，仍有再犯之官。

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帝派升任河东总督的田文镜去严行查禁。

田文镜到达山东后雷厉风行地进行清查，对前任巡抚黄炳、蒲台知县朱成元等人的收受陋规案情严行审理，一一参革了他们。

此后，官吏们都意识到了雍正帝的做事风格，送礼和收礼的陋习渐渐变少了。

在取缔地方陋规的同时，雍正帝还加强了对中央官员的约束。

雍正帝心里很明白，地方陋规与朝中陋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朝中官员要收规礼，地方官员便只好向下面收规礼。

因此，要想彻底根除陋规，只有追本溯源，从最高层根除才行。

以前，户部在向地方征收钱粮时，每一千两税银中要加派&ldo;余平银&rdo;（指剩余在银秤上的，其实就是给主管官员的孝敬银子）25两、饭银7两。

雍正帝意识到这是滋生腐败的一个源头，因此在继位之初就下令减去&ldo;余平银&rdo;的十分之一。

耗羡归公后，怡亲王允祥建议取消收纳缴银时的&ldo;余平银&rdo;，并同时杜绝地方官短交（少交）或以&ldo;潮银&rdo;（即含银量少，成色不足的纹银）抵充足色纹银的行为。

雍正帝觉得这个办法能有效地制止朝中官员和地方官员私分国家钱粮的图谋，立即予以批准。

在破除了朝中的加派之风后，雍正帝又把眼光盯在&ldo;部费&rdo;上。

所谓&ldo;部费&rdo;就是指各衙门在向吏部陈奏各项事务时，如果不缴纳一定的礼金，吏部就不予批准实行。

新设立的会考府，本是清理亏空的部门，但有一些人也暗中收取这种&ldo;部费&rdo;。

针对这种情况，雍正帝于十二年（1734年）十月谕告各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严厉禁止贿赂京官。

至此，官场送礼之风才被有效地扼制住。

以上破除陋规的行动，是在实行养廉银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

由此可以看出，雍正帝的根本目的不是禁止官员发财，但他不允许官员损公肥私和额外发财。

养廉银制度的实施从根本上肃杀了官场的陈规陋习，整顿了吏治。

滥设名目、强收杂费，这是历朝贪官污吏惯用的发财之道，这种事情在雍正帝即位前是很突出的。

雍正帝很清楚滥设名目、强收杂费会给老百姓带来很大的负担，而且会造成吏治不清。

在进行各项改革的同时，雍正帝把严禁地方官员乱收杂费作为整顿吏治的内容之一，最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自古以来，行政性收费一直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又因为缺乏规范和有效的监督，乱收费、滥收费的现象便相伴而生，从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痼疾。

到明代，全国的苛捐杂税已不下千种，百姓怨声载道。

即使在收费情况相对较好的康熙王朝，康熙帝也曾直言不讳：地方的&ldo;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