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清政府还在西南地区开展丈量土地活动，鼓励土民屯田垦荒。

对土司强占、战争破坏的土地，清政府都让原主认领，无人认领的，招农开垦。

如鹤峰州规定：凡逾期不开垦者，原荒地即按无主荒地处理，招农来垦。

如原主人阻拦，即按律处置。

对大量无主荒芜的田地，或多年不种的生荒地，官府分配给土民种子、耕牛、房屋，或者给以银两，鼓励垦种，这更加激发了土民发展生产的热情。

东川府划归云南后，鄂尔泰捐银三千两，买水牛一百头，盖房六百间，分配给来垦荒种地的人。

新垦的土地，一般是水田6年、旱田10年起科，这一措施使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又上了一个台阶。

改土归流之后，交通的发展以及土司制约的解除，使土民与内地人民的交流合作逐渐增多。

通过西南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当地的农业生产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地方改变了过去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

当地流官还非常注意推广先进农业技术，使改流区少数民族人民的生产技术得以改造，作物收成有了保证，产量也有所提高。

如鹤峰州知州毛竣德教民开池蓄粪之法，就是汉族的一项先进生产经验。

作为汉族流官，毛竣德还向当地少数民族宣传种稻农事六则：一要高培田螣，二要开塘引流，三要多收草粪，四要石灰暖地，五要勤拔草稗，六要收拦牲畜。

同时，一些新作物也开始向边疆地区传播，贵州的&ldo;新辟苗疆&rdo;过去不种小麦、高粱、谷子、黄豆、芝麻等作物，改流以后，政府劝种，到乾隆初年已&ldo;俱有收获&rdo;。

随着农业的开发，与之密切相关的商业、手工业等也有了很大发展，农产品贸易、丝织业、棉纺业以及制茶业等逐步兴起。

制铁、采矿、烧窑等业是汉族的强项，这些在当时比较先进的技术也在改流后相继传入少数民族地区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雍正七年（1729年），贵州巡抚张广泗奏报贵州&ldo;秋成十分丰熟&rdo;。

云南昭通府的景象也在平乱一年后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人描述说：&ldo;童叟忻忻，尘市攘攘，烟火万象，吠鸣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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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土归流之后，随着土民居住区与内地的政治、经济联系的加强，少数民族区域在文化上也相应地得到了发展。

雍正十二年（1734年），署理湖南巡抚钟保以永顺设府以来，&ldo;人文日盛&rdo;，奏请在府县设学，府学设教授，额取文武童生各十二名，保靖等县各设训导，各取童生八名，另在府城建立考棚，雍正帝给予批准。

次年，四川学政隋人鹏也以土民与汉民日趋接近，应鼓励土民读书，提出土民与汉民文武童生一体考试的请求，也获得雍正帝的准许。

改流之前，少数民族子弟没有读书机会，更谈不上参加科举考试。

土司们总希望土民世代无知无识，以便长久地把他们当牛做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