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围绕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中立法进行的斗争按照所谓1937年5月的中立法，一旦总统认为战争状态存在，对所有交战国家不加区别地自动禁止武器出口，就立即生效。

政府相信这一法律直接对轴心国家有利，因为它们的重整军备计划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而民主国家则刚开始从后面追赶上去。

德国也知道，它的那些准备差的对手不能购买美国军火来弥补不足，从而更得到了直接的鼓励，甘愿冒战争的危险去试试运气。

另一方面，倘若取消了禁运，战时能控制海洋的国家将从美国得到军火，而其对手则不能。

因为英国及其同盟国将能处于这种有利地位，美国政府希望取消禁运甚至也许还能阻止轴心国家发动战争。

整个1939年春季和夏季，中立法应否进行修改的问题成为孤立主义者与集体安全体系支持者之间进行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斗争的焦点。

捷克斯洛伐克之被占领以及后来轴心国家的种种侵略行动，虽然使美国人深切感到欧洲局势的严重，但争论的主题依然不变。

政府及其支持者相信，日益严重的战争危机，更增加了运用美国的力量未反对侵略者的必要性，而孤立主义者却得出了极为不同的教训。

他们认为战争的危机只能更加说明，使美国在严格的中立法这条马其诺防线后面保持孤立的重要性。

给修改中立法的主张泼冷水的另一因素是，过去很多支持集体安全体系的人由于英法两国的绥靖政策而都灰了心，态度消极。

虽则英法两国政府在德国侵占布拉格后所采取的强硬立场博得了美国的欢迎，但它们的早期政策所招致的疑虑却不是轻易能够消除的。

因此许多人预计但泽问题将会以第二个&ldo;慕尼黑&rdo;的方式来解决。

在自由派《新共和》周刊6月间主办的一个外交政策讨论会上，最值得注意的趋向仍然是对张伯伦和达拉第的厌恶和怀疑。

看来，部分撰稿人似乎更加关心一个拥护民主、反对法西斯的集团中那些可能会参加的成员的政治纯洁性，而对组成这样一个联合阵线的实际步骤反倒不那么关切。

那些确实赞成取消禁运的人中的大部分人愿意支援英法两国，但是这些国家必须参加一个反法西斯集团（其中也有俄国），并保证它们的民主国标决不动摇。

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希特勒不过是在进行恫吓，如果英法态度坚决就足以制止进一步的侵略。

一般人都低估了德国战争机器的实力，这也鼓励了这种观点。

这种种态度都是美国公众不愿承认战争已迫在眉睫、不愿美国采取一项坚定的政策来对付局势的表现。

特别是那些议员，更不愿意听到关于战争的警告，或着手去解决象修改中立法这样棘手的一个政治问题。

尽管在1939年度前三个月的会期中有大约二十个关于修改中立法的提案和决议案在国会中提出过，但是不可避免地这方面的立法很少实际进展。

这些议案从建议更广泛、更严格地援用强制禁运的规定，直到完全放弃特别中立法、恢复国际法的传统规定，从一端到另一端无所不包。

在这几个月期间，政府并未加以直接的领导。

罗斯福1月4日在他的国会开幕致词中曾指出，中立法有必要加以修改，但后来又断定，把立法工作让国会去负责进行更为明智。

早在1月间，赫尔就已同参议员毕德曼（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和索尔&iddot;布卢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代主席）商讨过此事。

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毕德曼于是就承担了提出适当的法案的责任。

3月20日，他提出了一项名为1939年和平法的提案，提议解除禁运而代之以&ldo;现购自运&rdo;的规定。

4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和平法及有关中立问题的其他提案举行公开的意见听取会，出席作证者中有史汀生、巴鲁克和其他主张或反对修改现行中立法的知名人士。

然而这次讨论只能表明在达成一个共同立场上有多大的困难。

当辩论结束时，没有一个提案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可以把它送交国会采取行动。

一部分态度坚决的参议员准备为反对废除而奋斗到底，包括使用很厉害的在参议院中阻挠议事的那些作法。

而另方面，支持修改中立法的人对于新的中立法应采取什么形式，看法却又大为分歧。

当毕德曼提案及其他提案在委员会进行讨论时，赫尔已亲自同一部分参议员交换过意见，但政府一直未作任何公开的声明。

罗斯福和赫尔都确信他们在废除中立法问题上将获得赞同。

可是由于国会争吵不休，事情拖延不决，而欧洲的局势却日益紧张，他们两人就越来越不耐烦起来。

5月初，毕德曼终于承认要参议院通过他的议案已经毫无希望，罗斯福和赫尔才决定在这场斗争中亲自出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