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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七章 论县继续（第1页）

2春秋时期晋县的采邑性质。

除楚国外，文献中对春秋时期晋国以邑为县

的情况也多有记载。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晋国军队大败白狄，“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杜注“先茅后绝，故取其县以赏胥臣。”由此可知春秋早期，晋国已经有县。但当时晋国的县是作为封邑来封赏臣下的。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外国亡臣逃至晋国，“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

从以上文字所透露的信息可以知道，春秋时期晋国的县本来是用作卿大夫赏邑的。国君不仅可以以县赏赐本国大夫，也可以赏赐他国大夫。大夫之间还可以私下交换用作采邑的县。这一点，正反映了晋国诸侯地位下降，卿大夫地位上升这一客观史实。

春秋时期晋国县的起源，起初与楚的灭国为县之制颇为类似。左传闵公元年记载“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所以，起初晋国的县也是均设于边地。后来，失宠贵族的封邑也相继改造为县。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与楚国不同的是，楚灭国后所置之县已直接归楚王统辖，并由楚王任命的县尹、县公进行治理。而晋灭国所置之县既然作为卿大夫的采邑而存在，则其还带有浓厚的封建制因素的残余，同楚国灭国后所置之打破封建制的县的性质有实质性的差别。春秋时期晋国所置县的数目，左传昭公五年中有一段文字得颇为清楚“韩赋七邑，皆成县也。羊舌四族，皆强家也。晋人若丧韩起、羊，五卿大夫辅韩须、杨石，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奋其武怒以报其耻，其蔑不济矣”由此可见，春秋时期晋国所置之县，当不在少数。

3其余诸国县的性质分析。

除了以上提到的楚、晋二国外，文献和金文中还提到春秋时期秦、齐、吴等国已皆有县之设。惜目前我们所能直接掌握的材料有限，因而对以上诸国所设诸县的性质认识还颇为模糊。前面笔者已经对秦、齐二国早期的县的性质作过一些探讨，强调史记秦本纪中所载秦武公时代所置、冀、杜、郑四县可能还不是县邑之县，而是颇为笼统的县鄙之县。齐桓公时所谓的县制大概也还未脱离以前乡鄙制度的规模。但到了春秋症晚期，秦、齐二国的县的形态和性质可能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国语晋语二曾记载：“公子夷吾私与公子絷曰：亡人苟入扫宗庙，定社稷，亡人何国之与有君实有郡县。且入河外列城五，岂谓君无有，亦为君之东游津梁之上无有难急也。”以上材料中提到春秋时期的秦国不仅有县的组织，而且还有郡之设，这明此时秦国的县肯定不会再是笼统的县鄙之县，而应该是诸侯国下的一级地方组织的名称。然由于材料的贫乏，春秋时期秦国郡与县之间有无行政上的统辖关系，目前尚不清楚。但从战国时期秦国较早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设郡县之制这一客观史实推测，即使二者之间尚不存在行政上的统辖关系，但其也应该与以后郡县相统的组织管理形式相去不远了。

有关资料表明，春秋时期齐国县的性质也较早期发生了一些变化。齐灵公时代的青铜器齐侯钟铭曰：“公曰：夷，女肇敏于戎功，余锡女都，其县三百。余命女，造国徒四千，为女敌寮”孙诒让古籀拾遗卷上曾讲到：“都盖齐之大都疑即莱，故莱国。来、古音同，经典多通用。叔及，盖为大夫，故以其属县为采邑。”以县为采邑，其情况应与春秋时期晋国县制类似。但从以上青铜器铭文中所载仅仅一莱都就有三百个县的情况推测，则齐国县的规模不会太大。而这三百个县必然是莱邑下的三百个邑。

文献中另记载春秋时吴国也有县。史记吴世家“王余祭三年，齐相庆封有罪，自齐来奔吴，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富于在齐。”显而易见，春秋时期吴国县邑之县的性质同晋、齐二国类似，应为用作封赏卿大夫的采邑。另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吴王乃遂发九郡兵伐齐”，可见，春秋时期吴国同样亦有郡之组织。其郡县之间的关系如何，尚无相应的佐证材料，目前难以下定论。但从其所发生的时代推测，很可能与秦国的情况类似。

春秋时期诸侯国对县邑之县的组织管理

春秋时期，县邑之县作为一种新的基层地域组织出现并陆续在各诸侯国推行，反映了春秋时期各国社会组织正随着两周之际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在悄悄地发生着新的变化。然而，当时各国对县邑形态的县在组织管理形式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别。兹分别以材料较为丰富的晋、楚两国的县制作为代表，分别加以阐述。

以前，顾颉刚先生曾指出，春秋时期的晋县是采邑性质，与秦、楚的县是国君的直辖地的性质有所不同。以后，着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也曾对春秋时期的县制作过较为深入的探讨，杨先生称，春秋时楚、晋、秦三国的县具有国君直属的边地军事重镇性质，县尹仍由显要世族中人轮流充任，也还有些是父子相传的。例如楚的申县，第一个县公为申公斗班，而继任者申公斗克字仪父，即是斗班之子。犹如晋的原县，第一个县大夫为赵衰，称为原季而继任者为赵衰之子赵同，亦称原同。又如楚的申公巫臣奔晋，晋以为邢大夫，而巫臣之子91世袭为邢伯或邢侯。显然，以上两位历史学家在这一重大学术问题的认识上存有不少差异。事实上，以上所论，均忽略了春秋时期不同历史阶段复杂的历史现象，只有结合有关的材料对其作一番具体的分析，才有可能得出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结论。

2春秋时期晋县的采邑性质。

除楚国外，文献中对春秋时期晋国以邑为县

的情况也多有记载。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晋国军队大败白狄，“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杜注“先茅后绝，故取其县以赏胥臣。”由此可知春秋早期，晋国已经有县。但当时晋国的县是作为封邑来封赏臣下的。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外国亡臣逃至晋国，“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

从以上文字所透露的信息可以知道，春秋时期晋国的县本来是用作卿大夫赏邑的。国君不仅可以以县赏赐本国大夫，也可以赏赐他国大夫。大夫之间还可以私下交换用作采邑的县。这一点，正反映了晋国诸侯地位下降，卿大夫地位上升这一客观史实。

春秋时期晋国县的起源，起初与楚的灭国为县之制颇为类似。左传闵公元年记载“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所以，起初晋国的县也是均设于边地。后来，失宠贵族的封邑也相继改造为县。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与楚国不同的是，楚灭国后所置之县已直接归楚王统辖，并由楚王任命的县尹、县公进行治理。而晋灭国所置之县既然作为卿大夫的采邑而存在，则其还带有浓厚的封建制因素的残余，同楚国灭国后所置之打破封建制的县的性质有实质性的差别。春秋时期晋国所置县的数目，左传昭公五年中有一段文字得颇为清楚“韩赋七邑，皆成县也。羊舌四族，皆强家也。晋人若丧韩起、羊，五卿大夫辅韩须、杨石，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奋其武怒以报其耻，其蔑不济矣”由此可见，春秋时期晋国所置之县，当不在少数。

3其余诸国县的性质分析。

除了以上提到的楚、晋二国外，文献和金文中还提到春秋时期秦、齐、吴等国已皆有县之设。惜目前我们所能直接掌握的材料有限，因而对以上诸国所设诸县的性质认识还颇为模糊。前面笔者已经对秦、齐二国早期的县的性质作过一些探讨，强调史记秦本纪中所载秦武公时代所置、冀、杜、郑四县可能还不是县邑之县，而是颇为笼统的县鄙之县。齐桓公时所谓的县制大概也还未脱离以前乡鄙制度的规模。但到了春秋症晚期，秦、齐二国的县的形态和性质可能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国语晋语二曾记载：“公子夷吾私与公子絷曰：亡人苟入扫宗庙，定社稷，亡人何国之与有君实有郡县。且入河外列城五，岂谓君无有，亦为君之东游津梁之上无有难急也。”以上材料中提到春秋时期的秦国不仅有县的组织，而且还有郡之设，这明此时秦国的县肯定不会再是笼统的县鄙之县，而应该是诸侯国下的一级地方组织的名称。然由于材料的贫乏，春秋时期秦国郡与县之间有无行政上的统辖关系，目前尚不清楚。但从战国时期秦国较早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设郡县之制这一客观史实推测，即使二者之间尚不存在行政上的统辖关系，但其也应该与以后郡县相统的组织管理形式相去不远了。

有关资料表明，春秋时期齐国县的性质也较早期发生了一些变化。齐灵公时代的青铜器齐侯钟铭曰：“公曰：夷，女肇敏于戎功，余锡女都，其县三百。余命女，造国徒四千，为女敌寮”孙诒让古籀拾遗卷上曾讲到：“都盖齐之大都疑即莱，故莱国。来、古音同，经典多通用。叔及，盖为大夫，故以其属县为采邑。”以县为采邑，其情况应与春秋时期晋国县制类似。但从以上青铜器铭文中所载仅仅一莱都就有三百个县的情况推测，则齐国县的规模不会太大。而这三百个县必然是莱邑下的三百个邑。

文献中另记载春秋时吴国也有县。史记吴世家“王余祭三年，齐相庆封有罪，自齐来奔吴，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富于在齐。”显而易见，春秋时期吴国县邑之县的性质同晋、齐二国类似，应为用作封赏卿大夫的采邑。另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吴王乃遂发九郡兵伐齐”，可见，春秋时期吴国同样亦有郡之组织。其郡县之间的关系如何，尚无相应的佐证材料，目前难以下定论。但从其所发生的时代推测，很可能与秦国的情况类似。

春秋时期诸侯国对县邑之县的组织管理

春秋时期，县邑之县作为一种新的基层地域组织出现并陆续在各诸侯国推行，反映了春秋时期各国社会组织正随着两周之际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在悄悄地发生着新的变化。然而，当时各国对县邑形态的县在组织管理形式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别。兹分别以材料较为丰富的晋、楚两国的县制作为代表，分别加以阐述。

以前，顾颉刚先生曾指出，春秋时期的晋县是采邑性质，与秦、楚的县是国君的直辖地的性质有所不同。以后，着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也曾对春秋时期的县制作过较为深入的探讨，杨先生称，春秋时楚、晋、秦三国的县具有国君直属的边地军事重镇性质，县尹仍由显要世族中人轮流充任，也还有些是父子相传的。例如楚的申县，第一个县公为申公斗班，而继任者申公斗克字仪父，即是斗班之子。犹如晋的原县，第一个县大夫为赵衰，称为原季而继任者为赵衰之子赵同，亦称原同。又如楚的申公巫臣奔晋，晋以为邢大夫，而巫臣之子91世袭为邢伯或邢侯。显然，以上两位历史学家在这一重大学术问题的认识上存有不少差异。事实上，以上所论，均忽略了春秋时期不同历史阶段复杂的历史现象，只有结合有关的材料对其作一番具体的分析，才有可能得出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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