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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凡十年来，我有很多的思考，想写一本回忆录，正好，我想借你的笔来著书立说，为我孙洪林树碑立传哩，比我自己吹自己好。……希望有朝一日，能写写今天的援越抗美和昨天的援越抗法，说不定还能使我名标青史呢！……希望你把我的观点全写上，就是受批判也在所不惜。……”

“可是，现在是保密的！”

“历史，不管将来如何评价，凡发生过的，就会永远存在，有的不能抹去，没有的不能硬加。……”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所以我这次到越南来深入生活，是为将来的创作进行积累。……既然抗美援朝能写，抗美援越也一定能写。……”

“呃，咱们有多少年没有见了？”

“那是1956年的春天，我跟随警备区首长到你们师去解决团结问题，……算来已经12年了！”

“你还记得当时的处理结论吗？”我发现他端茶杯的手微微发抖，似有块垒郁积在胸，他勉强地笑笑，“现在是旧话重提，不是清算旧账，只是探索是非，当时，你是党委秘书，你的看法可能比较客观……”

“凡事只能历史地看，站在当时看，你是错误的；让在后来看，你是对的；站在现在看你又是错的；站在未来看，你又可能是对的！……”

“很有意思，”孙洪林的眸子隐现出一种异样的神采，“谈谈你的具体想法吧，你看，现在我是向你采访了。”

“当时，你的训练方法过分超前，不容易被师长、政委接受，这已经种下了冲突的基因；你作为师参谋长硬性推行自己的训练方法，这就必然出现‘成则无功，败则有过’的结果，正好，出了大事故，桥上翻车，摔死了两个科长、一个后勤部长。政治部主任受了重伤。……”

“那次翻车，纯粹是偶然事故，这是那些思想守旧的人，那些嫉贤妒能的人挟嫌报复，借此整我就是了！1963年，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跟我的当时的训练方法不谋而合。如果当时受到重视，1963年推广的就是孙洪林教学法了。结果，……我被调离了……”孙洪林说到此处仍然愤愤不已。

“由此，也就因祸得福，”我略带感慨地说，“如果当年推广了你的教学法，今天的支队长就不会是孙洪林了，你在国外没有听说吗？罗瑞卿跳楼重伤；郭兴福杀了全家而后自杀，虽然未遂，活下来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你是绝对当不成五个伟大的代表的，你若超前，必须付出超前的代价，……就像天文学家哥白尼、布鲁诺和伽里略一样。……”

“但是历史总要给他们一个公正的评价，所以我对那次处理一直耿耿于怀，如鲠在喉，正好，你来了，咱们私下里敞开谈，你对那次的处理有什么看法？你认为是公正的吗？”

我不明白孙洪林为什么到现在还重提这笔旧账，是说说心里痛快？还是真像他说的借我的笔，记下这段个人恩怨和历史是非呢？

作为党委秘书，自然只是听取、记录、整理成材料上报或是存档，没有个人得失好恶和利害冲突，但看问题也未必客观准确，三年的党委秘书使我有个体验，师以上的班子闹矛盾，妥当的办法就是调离。因为高层领导大都城府很深，很难就事论事，就像一座水中冰山，表面上的问题一目了然，隐在水下的形态就很难捕捉。孙洪林提到的部队训练问题：这里边有创新守旧的观念问题；有练为战还是练为看的思想问题；有勇于改革不怕风险和得过且过混资历熬资格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怕麻烦图省力的作风问题；更深层的却是争强斗胜、互不服气、好出风头、哗众取宠、个人恩怨、互不尊重、勾心斗角、互相拆台、争权夺势、你上去还是我上去、拉帮结派……等等数不清、说不出、看不见、摸不着的问题。……凡事一牵扯到性格冲突、观念冲突、思想冲突、作风冲突、利害冲突、权力冲突、自尊心的冲突，那就是一个乱麻团，谁也别想解开，甚至越扯越乱，只好快刀斩乱麻——调离！

师一级的问题又往往波及到上层和下层的矛盾：并不是说正确的主张就没有阻力、就会得到上级的支持和下级的拥护，绝没有那么简单：你要进行高难度、高强度的训练，那有多苦多累？对于那些长于弄虚作假、耍花架子、搞形式、摆样子、喜欢安于现状过舒服日子的基层干部来说是不愿意接受的，而抵制的方法又是多种多样的。

如果想得更复杂一些：师部的科长们，各团的团长政委们，哪些是师长的人？哪些是副师长的人？哪些是政委的人？如果你参谋长的训练改革成功了，全军扬名，你会不会取师长的位置而代之？那么原来的副师长怎么办？你当了师长会重用哪些人？又会排斥哪些人？集体利益和某些人的个人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这就面临着明的暗的激烈的乃至残酷的斗争，目前国内的“文化大革命”不正是这种复杂斗争的体现吗？矛盾是永存的！

更何况，你孙洪林就没有缺点吗？你有能力、有魄力、有文化素养，敢说敢为，喜欢思考，正因为有这些优点，就带来了突出的缺点：首先是锋芒毕露，你对师长、副师长和政委是不够尊重的！每次工作会议上，你都滔滔不绝，师长政委会不会认为你是过分表现自己？

古人有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更何况你还有严重的缺点呢！事兴谤起，誉高毁来。这正是人生的复杂性。你的缺点，连一个远离支队部的苏长宁也看得出来，所以他建议我来找你解决采访中的难题；连乔文亚这个属于政治部范围的干事，也写纸条给我，要我找你解决他的工作安排问题。……

就是我本人也在利用你的缺点来解决我的采访问题，按说：我来越南采访的活动应该有支队政治部负责安排，由宣传科来具体负责，可是，由于政委处事谨慎，生怕他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我便借助老熟人之便，请你大力鼎助，在我，在苏军医和乔文亚看来是顺理成章。可是，在政治部主任和政委来看，你是不是越权了呢？

你对我的热诚帮助勇于负责不拘细谨在我看来是长，在宣传科长和政治部主任来看呢？你是不是不太重视军、政关系呢？

以上就是我的内心独白，我没法向孙洪林直说。同时，我也感到孙洪林除了肚里有话无处说之外，还敏感到了什么。他肯定会知道摔断腿的罗瑞卿用大箩筐抬出来换斗，在罗瑞卿推行郭兴福教学法的时候他说过什么了？回国后会不会被人翻出来？抑或是和其他被打倒的人关系密切，回国后会不会受到牵连？我怎样才能解除他的烦恼和忧虑？

“支队长，我倒觉得关于那次训练事故的处理没有什么不公。世上本来就有许多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的事情，就看你强调什么，从什么角度去看，许多事情注定是难分是非的，因为事物本身就含有利弊互见是非皆存的许多侧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把你调离进入院校深造，未必就是坏事。……”

“是啊，是啊，这就叫祸福难料。……”孙洪林苦笑了一下说，一这就是我想找你私下谈谈的原因之一，现在国内的情况怎么样？部队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这里只是正面教育，非常闭塞，可是，红卫兵带来的消息却像翻了天。”

“可以说是变幻万端，是非难辨，谁也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要说我讲不清，就是我讲清了，很可能是一种误导，今天像是福星高照，明天就是大祸临头。我既是观潮派又是逍遥派，因此，也就能脱身到国外来积累生活、开拓视野。……”

“你为什么能够这样？”

“第一，我不是黑线人物，也没有大毒草可挖；更主要的是我没有权位让别人可夺，两年的医院副政委和三年的党委秘书，使我深感为官之难，所以我视当官为畏途，因而也不想去夺什么人的权，所以我能从风暴和漩涡中游离出来。……至于国内的形势，很难说会向哪里发展，说句绝对的话吧，我看没有几个人能预见它的趋向，毛主席本来是想搞半年的，现在的状况，并不是他的预想。……最高指示胜过圣旨，可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硬是没有人听。……”

“他们告诉你了吧？我的儿子孙家杰去年私自入境，举着红宝书要到越南南方去打美国佬，自从前年起，已经有多起红卫兵偷越国境，我们大使馆已经遣返了好几批；这些毛头孩子简直疯了！”

“这是一种狂热！”这种话我在国内是不能说的，“你怎么把他送到高炮部队去了？”

“这是他要求去的，”孙洪林略带激动地说，“他认为施工部队不是作战，只有高炮可以直接瞄准帝国主义开火！”

“应该承认他们的革命精神是好的！”

“他现在在62支队，保卫太原，刚去不久，就参加了战斗。他们那门炮击落了一架RF—101，立了一功。……可是，我踢他那一脚，并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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