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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部分（第2页）

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之间旷日持久的意见分歧，在俄国完全放弃谈判的情况下，导致出现了长期政治危机。在这种条件下，乌克兰政府于1995年8月份作出了“关于在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解决政治法律、社会经济和民族问题的措施”的决定。当时乌克兰的社会经济领域出现了危机状态，而这种危机又因为以前被驱逐出境的公民及其后代回迁克里米亚而造成半岛上的危机状况大大加剧。但就整体而言，这个决定的目的并不是要克服经济困难，而是要建立族群方面的“同盟军”。因为所谓“原住”居民，包括的主要是1945年以后移居克里米亚的乌克兰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卡拉伊姆人、克里米亚犹太人；而所谓“非原住”居民，则是指俄罗斯人等其他人。

此外，作出这些决定，是希望从立法层面上巩固克里米亚鞑靼人国民会议在乌克兰的特殊地位，使其进入乌克兰的政治法律范围。乌克兰政府的决定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被驱逐出境的民族，首先是克里米亚鞑靼人，必须有自己的代表进入行政机构，即明显地表示，希望能在多民族地区按多民族原则建立政府。

这样，基辅力图改变半岛的族群政治格局，希望在未来历史上把克里米亚共和国变成乌克兰版图内的克里米亚鞑靼国。但是我觉得这种做法完全没有考虑到当前泛突厥主义的倾向，也没有考虑到这些行动对乌克兰和整个黑海沿岸地区可能造成的后果。

乌克兰领导在这一问题上缺乏远见的政策，清楚地为不应该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东西所证实。我有意使用“不应该”一词，是因为有些题目的确不该受到国家鼓励。其中首先包括那些可以挑起民族仇恨的内容。在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上，我不能无根据地杜撰，何况我对乌克兰人民还怀有深深的敬意。我有许多乌克兰朋友，同他们一起，我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光。

《克里米亚之声》报是乌克兰议会出版的报纸《乌克兰之声报》的附录。1997年《克里米亚之声》刊登了历史科学博士沃兹格林的系列文章。这些东西具有极大的煽动性，使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不得不因此通过一项特别决议，其中特别指出：

……该文同沃兹格林前所发表有关克里米亚的文章一样，其特点为公开仇视斯拉夫，反对俄罗斯，缺乏科学态度，刻意歪曲和直接篡改事实，充满事实错误，表述极为不准确。

……沃兹格林继纳粹空想家希特勒、希姆莱、戈倍尔、罗森堡等人之后，鼓吹某些民族具有与生俱来的恶劣品质，认为是由这些品质决定了这些民族在历史过程中的地位，也决定了这些民族的个别代表人物和某些政治组织的政治行为。沃兹格林与自己的思想先驱不同，他并不认为犹太人是天生的敌人，而是把许许多多“源于民族内心深处的”恶劣品质强加到斯拉夫民族，首先是俄罗斯民族头上。他的文章着重论证一种思想，认为斯拉夫民族具有无端发动侵略、性喜扩张、力图压倒和消灭其他民族等危险和恶劣的品质。作者一贯鼓吹斯拉夫人和克正米亚鞑靼人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的思想，鼓吹他们的文化在克里米亚具有激烈的对抗性。

克里米亚议会领导致俄罗斯国家杜马的呼吁书中写道：“鉴于此类能够挑起民族纷争，挑起对俄罗斯人民以及居住在独联体各国和波罗的海地区俄罗斯人仇恨的行为，不仅可能发生在沃兹格林身上，而且可能发生在俄罗斯联邦其他科学工作者和国家工作人员身上，故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向各位呼吁，要对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个别国家工作人员、科学机构和科学工作者旨在挑起民族不和，并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其他独联体国家和波罗的海地区各国挑起反斯拉夫、反俄情绪的活动加以分析。”

这种“科学”分析的后果很快便显现出来。而且，这样的“理论”基础还要加上基辅当局的政策。

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怀着狂喜的心情欢迎首批克里米亚鞑靼人被遣送回国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他们的一个领导人乔尔诺维尔说：“这是一股可以帮助我们把所有俄国人赶出自治区的力量。”

一年年过去，现在可以说，他是对的。克里米亚鞑靼族代表团在乌克兰总统身边设有代表，它在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积极鼓吹分裂主义政策。任务明确而又公开：建立克里米亚鞑靼国，接受土耳其庇护，脱离乌克兰。

口号是：“这是我们先人的土地，我们是它的主人，而你们现在是外来户。”这一口号正在被坚定不移地强行加以推行。肆意强占土地，制造大规模混乱，殴打具有斯拉夫体貌的人，包围政府大楼。当局表现出（我认为是故意的）无能为力。只有少量刑事案件能够得到法院审理。极有可能是出于对俄国人盲目仇恨，乌克兰当局同意将克里米亚交给克里米亚鞑靼人，在那里建立一个对乌克兰“友好”的国家。

看到克里米亚发生的种种事件，看到克里米亚鞑靼人好斗的立场及乌克兰当局对此事的态度，使人不由得要去翻阅我国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各方为自身安全，不得不按族群隔离与敌对国家氏族同种族的人员。英国对日耳曼人，美国对日本人都是这么做的。苏联的日耳曼人从国家欧洲部分被迁往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中亚。

除此之外，众所周知，在红军解放了一度被德国占领的领土之后，克里米亚鞑靼人，还有北高加索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几个民族，因为一度同法西斯分子合作而被迁徙。

后来，苏联的政治领导对斯大林的行为做了评价，谴责了他的这些决定，因为这些决定惩罚的是整个族群，而不是犯罪的具体罪犯。被强制迁徙的民族获准迁回自己的原居住区。但这并不意味国家在极其残酷的战争条件下作出这种事是庸人自扰。比如，我手头有一部多卷本20世纪世界战争　），第4卷中有一份1944年5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致国家国防委员会斯大林的报告称：

经调查和由情报途径得知，并通过当地居民声明获悉，克里米亚鞑靼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积极同德国法西斯占领者合作，并进行反对苏联当局的斗争……

德国法西斯占领者在由德国和土耳其回国的白卫军穆斯林侨民帮助下，建立了一个所谓“鞑靼民族委员会”，下设分支机构，该委员会在克里米亚所有鞑靼地区均设有分部。

“鞑靼民族委员会”广泛协助德国人利用逃兵和鞑靼青年，组建鞑靼军队、讨伐队和警察部队，开展反对红军部队和苏联游击队的行动。在充任讨伐队员和警察时，鞑靼人表现得特别残酷。

在克里米亚地区，德国侦察机关在鞑靼人积极参与配合下，在准备和向红军后方投放特务及破坏分子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鞑靼民族委员会”同德国警方一道，积极参与组织并为德国掳掠了　5万余苏联公民，在居民中为德军募集资金和物资，对当地非鞑靼居民进行大规模告密活动，千方百计欺压非鞑靼居民。

“鞑靼民族委员会”的活动得到鞑靼居民支持，德国占领当局向鞑靼居民提

供各种优惠和奖励。

现在时代变了，克里米亚鞑靼人同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乌克兰人的斗争同60年前不一样了。但应该知道历史，并从历史教训中得出应有的结论。对历史不能加以报复，不能像目前在克里米亚做的那样。否则我们会走得太远，钻进死胡同。

同俄罗斯对峙的第二个原因是乌克兰追求可对欧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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