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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1页）

同样是对高岗反党反中央的罪恶活动“丧失了嗅觉，没有能够识破”，同样“既没有进行批评和抵制，又没有向中央反映”，怎么别人都成了高岗的“同伙”，而唯独主持东北局工作的林枫反倒成了唯一的好人呢？

本来，东北局的成员与高岗之间，除了工作关系之外，并无其他不正常的关系，更谈不上什么“反党集团”和“五虎上将”之类。林枫却乘批判高岗之机，大搞以我划线，制造冤案。在高干会的决议中，就明明白白地写了“这些同志……故意地孤立林枫同志，即在高岗离开东北地区后，他们实际上仍然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致使林枫同志难以行使职权。”【注32　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秘书处1954年5月9日印：《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先不说是否真有此事，就算确有其事，甚至“反对林枫”，也构不成“反党反中央”之罪呀！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高岗离开东北地区后，他们实际上仍然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似乎故意模糊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高岗虽然到中央工作，但他依然是东北地区党的书记、政府主席和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即第一把手。也就是说，他名正言顺的就是“东北局的领导”，何须别人“帮助把持”？既然如此，这些同志何罪之有？反倒是不知林枫“难以行使”的是什么职权？

那么，究竟有没有“高岗反党反中央宗派”，即“高岗反党集团”，或“高饶反党联盟”呢？1981年中共中央11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抹去了“集团”、“联盟”的字样，只保留了高、饶两个“司令”。

（三）凭空捏造的“五虎上将”

关于“五虎上将”，最早是周桓（东北军区副政委）发言时信口说的，却大受罗瑞卿和林枫的欣赏，当着“真事儿”向中央汇报。后来被毛泽东加以肯定，传播开来。

“文化大革命”以后，胡耀邦曾经多次对郭峰说：你是好同志，过去受了不少委屈。这个问题将来会解决的。

薄一波在一次与张明远谈话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五虎将”是没有的，那是东北高干会追根源、上纲的结果。这个问题，在1979年就解决了。

我们之所以说，所谓“高岗反党集团”的“五虎上将”是凭空捏造，只要看一看他们五个人的简单情况就明白了。

张秀山，当时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他曾与高岗在一起创建陕北根据地，一起受“左”倾路线的打击，在错误的陕北“肃反”中几乎丧命。后来，他们又一起创建北满根据地。长期的战斗友谊，使他受到高岗之信任。但是，他到东北工作，与高岗毫无关系，他不时高岗“拉山头”拉去的，而是在日本投降之初，与林枫等人一起，由党中央派往东北的第一批干部。

到东北以后，在工作方针的争论中，林枫（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长）支持彭真的意见，而张秀山则支持林彪、陈云、高岗、张闻天等人的意见。以后彭真受了批评，调离东北，但并未触动林枫。后来高岗出了事，在捏造“五虎上将”这一招上，林枫起了重要作用。用张秀山的话说，林枫“狠狠地踩了我们一脚，报复我们。”

张明远是1949年才来到东北工作的，1952年任东北局第三书记。他曾长期在白区和晋察冀地区工作，在历史上与高岗没有关系。他性格拘谨，不善交际，以其处事细心沉稳而受到高岗的器重。但或许因为他在历史上与刘少奇、彭真等人有些工作关系的原因吧，高岗在某些问题上又总是对他“留一手”。高岗曾对张秀山说过：“明远为人正派，原则性强，工作以外的事，不要和他谈。”所以他对高岗的许多事情知之甚少。高岗在反省时说，张明远从不在他面前议论刘少奇。

中央座谈会结束后，周恩来和张明远谈话时也说过：“你的情况与王某某不同。他是‘心腹’，你是‘肌肤’。但他觉悟的早，并且有行动。而你虽然对高岗的一些言行有不同的看法，但你没有行动，没有及时向中央反映。”

1954年3月，总理去东北之前，曾问赵家梁对张明远怎么看？赵说：他为人很正派，勤勤恳恳抓工作，群众关系也很好。

周总理点头说：“我也这样认为。”

后来，他听了罗瑞卿和林枫关于东北高干会的汇报后，又对赵家梁说，东北的会开坏了，扩大了，罗瑞卿说明远是伪君子，说高岗有“五虎将”，把明远作为“五虎将”的第二号人物，他感到意外。

赵家梁说：“我看不出来。”

周说：“我也看不出来。”

郭峰是一些书刊炒的最热闹的一个。毛泽东说过：【注33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6页。】　“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密切嘛！”正因为有了领袖的这番话，郭峰不仅成了“五虎上将”，而且似乎真的成了一个“核心人物”。于是一些人便胡诌了许多关于他的耸人听闻的“阴谋活动”。然而，事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这里必须弄清楚两个问题：郭峰究竟是不是高岗的“心腹”？他是不是中央组织部的“核心”？

郭峰原是辽西省省委书记，1952年调到东北局先后任组织部副部长、部长，总共仅一年多的时间，怎么会成为高岗的“心腹”？1953年秋，中央决定撤销大区，将原大区的组织部部长调到中央任中组部副部长。郭峰就这样调到中组部。然而任命是下了，郭峰还没有到任，就成了高岗的“五虎上将”。可见“核心之说是何等荒唐。

与郭峰同时任命为劳动部副部长的宋平，原来是东北局劳动部部长。那么，为什么他不时“高岗的心腹”，“劳动部的核心”？在座谈会上，确实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宋平也的确莫名其妙地受到批判。但由于宋平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周说“宋平是老实人”，他因而得以幸免。

赵德尊原是黑龙江省委书记，过去与高岗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高岗去北京以后，他于1953年3月才调到东北局任农村工作部部长兼东北局秘书长，总共不到一年，就莫名其妙地成了高岗的“五虎上将”。

马洪也是1949年调到东北局工作的，调北京之前是东北局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后来调到计委任专职委员，是高岗身边的秀才之一。在日常工作中，他有时也为高岗出主意，但都是为了工作。他这次原是作为知情人来参加东北高干会的，不料却过不了关。

就是这样五个有着不同经历、不同思想水平的干部，在不同时间、从不同地区和不同工作岗位，受党中央委派而到东北局工作。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最短者不到一年），他们甚至还说不上相互了解，怎么可能结成“反党反中央”的宗派？难道就不怕有人举报揭发吗？如此胡编乱造，必然造成恶果。受害的何止他们五人！

后来的事实表明，几乎东北各省市的负责人都受到一定的牵连，如黑龙江省委书记李长青、辽西省委书记杨易辰、鞍山市委书记韩天石、旅大市委书记陈伯村，以及抚顺、长春的市委书记等，甚至有的下级干部也因与他们一起工作而受到株连。许多干部受处分的受处分，调工作的调工作，东北地区原来比较稳定的干部队伍突然发生了很大变化。此案究竟株连多少人，有谁能说得清呢？

如果说，高岗“反刘就是反党”的话，那么，按照这个逻辑，与高岗一起积极参与反刘活动的人，甚至为其出谋划策、鼓劲打气的人，是否可算着高岗的“心腹”或“干将”呢？我们反对随便把一起工作的同志划为“集团”或同伙“。事实上他们也都没有被说成”同伙“，这里也就不亚于赘述了。

（四）莫须有的“反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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