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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1节（第2页）

“对，产量才是重点。每公顷6吨啊，中国人放了一个响炮。”

“难以置信。”

开始是几个人的低声议论，渐渐地变成了一群人的讨论。

实在是此事太过于惊人，以至于大家的问题迭出。

说实话，要不是中国官方说的，而且中国人大大方方地开放参观，他们是不信的。

身为各国顶尖的农业专家，他们最基础的能力，就是判断一个作物研究方向，多久能够看到曙光，多久能看到结果。

当然，这样的判断肯定是不准确的，但也是有一定的区间的。

譬如小麦从亩产300公斤提升到400公斤，应该在五年以上；大豆从亩产200公斤提升到300公斤，至少也应该在十年以上……

这只是举个例子，但这样的判断不是开玩笑的。

一间实验室要不要花费几千万美元，加入到这样的竞争当中去，往往就是依照这样的判断来做决定的：大豆的增产突破快不过十年去，依据本实验室的能力，我们有可能在未来五到十年间完成该项目，加入相关竞争有一定的胜率，可以考虑加入竞争。

但嘉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了大豆增产的研究突破，那就意味着全世界其他参与类似项目的实验室，全部大亏特亏了。

中国人突破了，而且还是超出他们目标的突破，敢情他们此前都在白费工夫了？还有，后面的研究还要不要继续，怎么继续下去？

想想都觉得残忍。

然而，科研世界就是这么残忍的，觉得残忍的都死在茫茫竞争中了，活下来的，也就只能咬牙坚持。

美国大豆育种学家潘德尔就正在承受这种残忍。

大豆高产研究本就是一个坑。

亩产400公斤的小麦很常见，亩产400公斤的玉米甚至只能算一般，但亩产400公斤的大豆，他还没想过。

从生理原因的角度来说，大豆中的蛋白质和脂肪相对较多，碳水化合物相对较少，而玉米、水稻和小麦则相反。而植物在合成蛋白质和脂肪需要消耗的能量明显会多一些，因此，在整体能量相同的情况下，大豆的产量偏低就不以为奇了。

潘德尔的研究方向，是挖掘关键高产基因，譬如控制光合作用的基因，通过提高大豆对能量的利用率以提高产量。

但大豆基因研究太难了。

大豆是由古四倍体演变而来的二倍体自交作物，基因组庞大，约有56000个基因，且75%的基因以同源基因的形式出现，种内遗传变异程度低、丰富的重复序列使大豆基因组变得十分复杂，遗传转化困难，这羁绊着大豆基因功能研究的进展。

潘德尔的研究项目已经开展了三年，但有哪些基因在调控大豆光周期和开花、调控机制又是什么，都还没有彻底摸清。

具有革命性颠覆的“嘉豆13号”一出，潘德尔直接懵了——这还不是转基因品种？中国人是怎么做到的？

“中国人运气太好了，他们肯定是发现了特殊的野生大豆品种。”这是潘德尔第一个能想到的。

有趣的是，同行代表团中赞同的人不在少数。

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株野草也许能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而地大物博的中国，在生物资源丰富上可谓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国家。

譬如世界水稻生产曾有两次大的飞跃，都与中国发现的野生水稻品种有关。

第一次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利用本土的矮杆野生水稻与栽培水稻进行杂交，培育出矮秆水稻，连同矮秆小麦的育成，带动了全球粮食大面积增产，在世界农业领域引发了著名的“绿色革命”。

第二次突破是杂交水稻的育成，再次大幅度提高了水稻产量。其关键在于中国人在琼省发现了一种极其难得的没有花粉的野生水稻。

回到大豆上也不乏例子。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大豆发生大豆孢囊线虫病，使得大豆生产濒于毁灭，“救星”又是来自中国的“小黑豆”。美国农业部将其抗病基因转育到当地栽培大豆中，育成新的高产抗病品种，使大豆生产迅速复苏。

现今转基因大豆的蓝本，也是美国所谓“植物专家团”访问中国时，趁机采集回国的一株野生大豆。巧的是，当事人——美国大豆遗传学家布尔纳德，正好与潘德尔系出同门。

国际代表团中的欧美大豆育种学家也知道这一点，但都有意无意地忽视其中的“不道德”，只将其作为中国人“运气好”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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