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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老头子，真是老天可怜，送给我们一个孩子。”

“老太太，老天爷怜悯我们，给我们送姑娘来啦！”

小梅玉和老爷爷、老奶奶相依为命十几年。后来，老倆口相继去世，刚满十一岁的小梅玉，就象断了线的风筝，流落街头。终于有一天，她昏倒在街旁，被好心人送进了孤儿院。在孤儿院的几年中，她慢慢长大，上了学。小学毕业后，就留在孤儿院当了保育员。因为她自己出身贫苦，所以也特别疼爱这些和她相似命运的孩子。

吴阿姨的自述，让我流了一脸的泪水。我搂紧吴阿姨的脖子，将渍满泪水的脸贴着她的脸，感谢她选择了这个舍己助人的职业，将我当作自己的兄弟、子女的真挚情感。吴阿姨也紧紧地抱住我，将她的脸紧贴我的脸，将她的泪水融在我的泪水里。

在吴阿姨的精心护理下，第三天我就“出院”了。

3

孤儿院新来一位教导员，三十岁左右。不知道他是不是安徽人，只记得那一天，他把我们三百多个儿童集中在办公楼前的空地上，和我们见面认识。跟我们讲安徽人把鞋子称作“孩子”的笑话。他说，一个安徽人上公共汽车时，把鞋子给挤掉了。他大声呼叫；“孩子，孩子，我的孩子掉了。”司机停了车，他下车拾起鞋子，穿上脚。人们问他：“你的孩子呢？”他把鞋子又脱下来，说：“在这里。”说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新年快到了，国家准备实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李教导员接着就教我们唱一首歌。想不到教导员也会教唱歌。

歌词是这样的：

嘿啦啦啦，嘿啦啦啦，

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锣鼓声中新年到，

唱歌跳舞不分老和少。

歌声响，红旗飘，

太阳当空照。

生活在毛泽东时代，

多么幸福。嘿！多么骄傲！

嘿，嘿，同志们哪！

一九五三年任务大呀，

为了把生活水平来提高，

为了把祖国建设得更美好。

我们有决心，我们准备好，

我们有决心，我们准备好，

迎接祖国的建设高潮！

李教导员是个多才多艺的老师。冬天到了，孤儿院买来一批新的绒衣（俗称卫生衣），要在绒衣的胸前和背后，分别印上“儿童教养院”五个字和阿拉伯数字。他亲自刻写的美术字，工整有力，刻得真好。

当时，我正在上五年级，教室在文虎楼正南门登楼后的南面第一间。也不知道哪个同学，探到李教导员和我们的班主任、语文老师林昭英恋爱的消息。在黑板上写了“李教导——林老师授精典礼”。这是从自然课里，植物的“雌雄花粉授精”那一段剽窃来的。昭英老师就要来上课了。她刚从楼梯的拐角处露头，到我们教室至少还要一分多钟，一个同学立即奔到黑板前，飞快擦掉那一行字，然后从容地回到自己的座位。

“授精典礼”没有结局。到我高小毕业，离开孤儿院之前，始终没有见到昭英老师结婚。

到了六年级，教室移到五年级的对面。窗户向北打开，可以俯瞰院落的北半部分：病号房、员工饭厅、大饭厅、大伙房、秋千架、鱼塘和猪圈。两棵龙眼树也在目光之内。

每年到了龙眼、“滚斗”成熟季节，在孩子们的饭桌上，都会有一碗果实让我们分享。七月七夕牛郎织女相会之日，则由伙房购买蚕豆，煮熟了分给大家。因此有人编了小调，这样唱道：

七月七夕分蚕豆，

分蚕豆，

每人都分一碗，

每人都分一碗，

真好吃，真好吃！

孤儿院随着不同时期、不同政治要求，名称也改来改去。她曾经称为“福州市儿童工读学校”，但是孩子太小，连童工的年龄都达不到。虽然也整理了一个织造车间，还是由几名年轻的员工去上班，后来不了了之。后来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管理方式，又改名为“福州市儿童教养院”。我高小毕业时，所发的毕业证书，就是以福州市儿童教养院和院长魏淑珍的名义签署的。

文虎楼的南面、木瓜树和“滚斗”树北的过道边，竖立一排黑板，有四块，那是孤儿院的板报栏。刊头的“板报”二字，曾经由李教导员书写。后来由我摹仿。

在我上六年级时，昭英老师和她的姐姐，已经搬到医疗室隔壁居住。姐妹俩合住一个大间。昭英老师担任黑板报的编辑兼撰稿人。黑板报每月出版两期。由我负责抄写，苏林茂负责插图。起初，我抄写稿件是用楷书，写得很慢。有一次，我们在医疗室外的走廊上出版的时候，李教导员路过。他在旁边认真地看了很久，然后接过我手中的粉笔，教我写长宋体。他写得又快又好，并教我书写的秘诀。后来，我就可以用两种以上的字体，来编排黑板报了。有的则从《中国少年报》上学习。苏林茂同学的绘画功底很深，戴八角帽的毛主席像，他可以在一分钟之内画出来。

出版黑板报，都是利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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